但是司马光远居洛阳，闭户着书，绝口不谈国事，让新党无从下口；而王安石公开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人物，更有沈括那道“讥讪朝政”的老药方，能够故伎重演，退求其次，杀鸡儆猴。因而，不利的苏轼，祸从天降，就做了新旧党争的“代罪羔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