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：反对新法的皆是“好人”[第1页/共5页]

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气愤，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，吕公着说，吕惠卿当然有才气，但奸邪不成以任用。神宗把这话奉告王安石，王安石更加气愤，诬告吕公着恶语诽谤，神宗于熙宁三年（1070）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。

苏轼的另一名老友刘攽，知识赅博，文采斐然，在事情中“侔古循吏”，身兼数职，措置题目时刚正不阿。老刘开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，自从安石开端推行新法，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议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。

反动派说苏轼是用了《史记·张仪传》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，来调侃朝廷新法不便，不容人直言。“秋风昨夜入庭树，莼丝未老君先去。（同上）”又用了晋朝张翰“以莼鲈之思为由去官而归”，“刘郎应白发，桃花开不开。（同上）”还用了刘禹锡两度被贬的“桃花诗案”，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攻讦了当今的朝政。

简朴的说，王安石变法的“新旧党争”，不是要不要鼎新的争辩，而是要如何鼎新的争辩。

若朱寿昌是因其“弃官寻母”的孝行名世，那么，另一名黄庭坚则是每天早晨都亲身为母亲洗涤夜壶，以其“涤亲溺器”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。

曾巩年青时随父赴京，以文了解王安石，结成好友。

比如苏轼，他就明白反对“均输法”的推行，他以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度和百姓获得任何的实惠，反而会滋长出更加严峻的败北，从而减轻国度的财务承担。

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歹意贬低他，真是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，小吕的行动与当年父亲吕夷简摈除范仲淹和孔道辅的罪过如出一辙。

但是，老吕当年固然“恣行奸利”，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。而小吕则是“深中多数，不成测识”，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，一同打倒。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，莫非小吕就不晓得吗？为甚么要去违背知己、贻害国度呢？

韩琦则是明白反对“青苗法”的推行，他以为此举不但布施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，反而是会减轻百姓头上的承担，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。

吕公着大抵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，但就是如许的一小我，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。老吕晓得神宗天子夙来不喜好曾巩的文章，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，老吕就说，曾巩此人“行义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”，意义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渣滓，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“臭狗屎”都不如的。

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，有一句“君不见阮嗣宗，臧否不挂口，莫夸舌在齿牙牢”（《送刘攽倅海陵》），又被抓住了把柄。